文生义地理解成只重视种地。

　　而“生产”，就又和刘钰一直在说的“国民财富的总和就是生产的总商品”相连接的。

　　大顺也好，更早之前的王朝也罢，都是重视生产的。

　　重农轻商……这种望文生义，类似于对旧时的“农家”的理解一样，以为人家是搞种植技术和种子杂交的农学系，实则人家是要搞“以国家的意志，确保流通无法盈利，使得每个人的十足的劳动，都能交换十足的劳动的成果，而不是我十分劳动，换了个八分劳动的东西”的空想。

　　同样的，重农轻商，其实就是重生产。历朝历代，可有不鼓励织布的？织布可不是农业，而是标准的手工业。

　　是以，大顺这边的整体环境、自古以来，就是重视生产。

　　轻商，不是轻工商业，是轻金融业、轻投机倒把、轻物流转运、轻商业流通。

　　工和商，是分开的。

　　所以，刘钰的变革思路，一直很明确：制造一种“剥离工商”的假象。

　　所谓剥离，是指发展工业，但依靠扩大对外贸易不动本土的旧格局，使得“商之乱”的影响，减到最小。依靠蓬勃发展的对外贸易，既扩大工、又扩大商，但又把商人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减到最小。

　　再依靠“国民财富总和”这个和传统的“生产”息息相关的概念。

　　以及大顺特殊的朝堂平衡体系，让那些非科举出身的另一半朝中人，在工商业上发财，并且制造“他们很重要”的道义。

　　如同重农学派，让一群封建老爷支持一样；刘钰这边的政策，也让大顺的一群封建老爷，成为拥趸和传播者。

　　但实际上，却是在大顺这个封建王朝下，执行了极为激进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改革——比如残酷的两淮盐改、暴虐的川南井盐改革，就算是资产阶级已经夺权，只怕也搞不出这么激烈的改革，靠着残酷的镇压，愣生生摧毁了两淮的盐户小生产者模式和川南的地主租佃土地金模式，直接搞了大顺的盐业“托拉斯”。

　　当然，刘钰在大顺这边的“外衣”，既不是重农主义，也不是自由贸易，因为大顺的经济基础，既不和法国相同，也不和英国相同。

　　重农主义，推倒到最后，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只收农业税，剩下的税种全部取消，工商税一点不收。

　　显然，这和大顺皇帝支持改革的出发点就相悖：改革的目的，是对外贸易赚钱，钱入国库和内帑是靠税收、专营权、垄断权、关税拿到手的。只收农业税，取消工商税，那为啥要发展工商呢？

　　再说了，只收农业税，却要做到土地清查、按亩计税、无人优免、取缔劳役、募役雇佣等等重农主义政策，大顺要是能干成这个，干嘛还要去搞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呢？

　　要是能做到这一点，那不如一步到位，直接均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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