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是对的？

　　原因可以很多。

　　或者说，“经义”可以很多。

　　比如，国库收入增加了，所以是对的。

　　比如，漕运导致的百姓负担减轻了，所以是对的。

　　比如，南征北战，竟在武功上一较汉唐之盛，所以是对的。

　　等等、等等……

　　为什么是对的，可以有很多种“对”。

　　但刘钰却希望树立一种“对”——即，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所以是对的。

　　他在拿“经”权。

　　并且，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各种书籍小册子的鼓吹下，从山东节度使的回答来看，实际上，至少在先发地区、新兴地区这里，他其实已经拿到了。

　　因为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所以这些年的变革是对的。

　　那么，反过来既是说，变革要想正确，就得让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

　　这，才是“对”与“错”的标尺。

　　至少，对大顺这个封建王朝而言，这根“标尺”肯定是没问题的。

　　而这根标尺一旦立起来，自然会有人拿着这根标尺，去做一些事。

　　可以改革。

　　可以变法。

　　然而一旦改革和变法都没办法的时候，那么有人站出来造反，并且以增加国民财富总和为目的或者口号、以大顺王朝已经阻碍了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为大义，也就并不突兀了。

　　一直以来，自耕农的梦想，都是耕者有其田。

　　那么，耕者有其田，就是目的。

　　但是，实际上，这应该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

　　只有当有一群人站出来，明白耕者有其田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为了让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耕者有其田恰好可以作为手段达成这个目的的时候，大顺的起义，才算是真正摆脱了农民起义的局限性。

　　包括刘钰对大顺一些儒学复古派的态度，也是如此：周礼的一些手段，可以是手段，但绝不能是目的；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是正确的，但天下第一仁政不能作为最终目的，而只是最终目的的一个手段。

　　复古，是错的。

　　托古改制，未必对，但如果明白目的，搞托古改制，也不是不行。

　　刘钰选择这个时机，来吹风，时机刚刚好。

　　大顺这些年的变革，效果极佳，一旦黄河河道修成，谁都得说这些年的变革是正确的。

　　但是，为什么是正确的？

　　这个，一直没有人拿到这个大旗，而刘钰从一开始就在悄悄拿这个大旗。

　　拿的久了，很多人也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面大旗。

　　并且形成了一种被强化的认知：因为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所以是正确的。而诸如国库收入、劳役减轻什么的，都只是这面大旗的一角而已，并不是全部。

　　否则的话，是不是只要国库收入增加，就是正确的？

　　甚至于，是不是只要劳役减轻，就是正确的？直接学蒙元，压根不修黄河、不管黄河，爱咋咋地，民众的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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